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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女書雜文
女書的傳人把漢字稱為男人的文字，因為“做官坐府沒資格，校堂之內無女人”，于是她們創造了一種男人看不懂的文字，用來敘述遭受的苦難，在傾述中得到一點安慰，但在“訴可憐”的不甘中，仍然蘊含了某種不屈和追求自由的精神。就像她們生活過的鄉村舊屋，許多考究的細節都消失了，觸摸這種即將消失的文化現象，不僅能使人探究一些文字學、地域歷史文化知識，還能汲取某些民間文學的傳統精髓。而作者用詩意散文的獨特筆觸，來寫非虛構的人和她們的生存環境，也是比較細膩有趣的。
從前各地有所謂的“地諱”，比如“湖北九頭鳥、順德十姊妹”之類。《清稗類鈔》對“十姊妹”的說法是：小家女和童養媳被夫家虐待時，就有倔強而貞烈的女子首創為十姊妹，以便為逃避夫家淫威的弱女子提供一個避風港。她們相約，永遠互相扶濟，各謀生計以餬口，不仰仗他人。“女書最早出現在史料中，已經到了1932年。”那年的《湖南各縣調查筆記》載：“每歲五月，各鄉婦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聲高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書蠅頭小字，似蒙古文，全縣男子能識此種字者，余未之見。”女書“在人類文明的路上，另劈了一條路，這種文明從誕生之日起，就沒想過廣為人知，她們只是想在男人的世界之外，發出自己的聲音，讓自己聽到，找到共鳴者……一些被稱為君子女的傳人有意識地在做傳承的工作。”雖然女書只在永州江永縣一帶很小的一片地域流行，與同屬嶺南的順德也相去較遠，但兩者間應該是有內在聯系的。
女書一個字可以用作同音的其他字，所以不足一千個字就完全夠用了，書寫起來也比較簡便。伴隨這種淚水浸泡出來的女書，還有她們的神廟和姊妹神，她們相互間傳遞的折扇、手帕，傳唱女書歌。和“十姊妹”一樣，她們也結交相互扶持的姊妹，其中個別人還承擔額外的責任。“何艷新的媽媽是個‘行客’，結交有四姊”，“‘行客’必須等姊妹全部出嫁后，才能生孩子。”她們還要書寫《結交書》，“結交姊妹，是不需要告訴雙方丈夫的”，“在江永女書流傳地，是一種古老的傳統，是女書文化的核心”，也就是她們的組織形式。她們強調“抗婚”、“不落夫家”的自由，懷上了孩子才去夫家生活，也延長了她們自由生活的時間和空間。
女書雖然有不少國內外的研究和愛好者，但自然傳承者都已老去，作者圍繞現存唯一的何艷新老人的生活環境，展示了女書的傳承脈絡和不同時代的遭遇。“問村里的男人，知道女書嗎？回答幾乎一樣：‘知’，不認識，男人不知道女人的事情。”這并非完全是冷漠，而是帶有包容的智慧，因為弄不懂，才更有魅力，即便是同性別的人，又真正能知道多少呢？“何艷新等女書傳人，都直言不諱地說，不喜歡自己的老公，家庭生活給她們帶來的是漫長的痛苦和身心的不自由。”強者往往要么挑戰更強者，要么更極端地奴役弱者，所以有纏足、金字塔之類，而越是底層弱者，苦難也總會越深重。但如果不是在這種偏僻山村，允許這種多樣性的存在，恐怕也是難以想像的。
“女書老人們都說女書創造者是一個叫盤巧的姑娘，桐口人，至于盤巧姑娘是哪個朝代哪個世紀的人，沒人說得分明。”從她們新婚三朝不被男人碰，重視《三朝書》的習俗，以及女書歌旋律與瑤族歌類似來看，也許盤巧是個精通漢字的瑤族姑娘也未可知。女書歌有《胡玉秀探親書》：“靜坐皇宮把筆提，未曾修書淚先流，我是荊田胡玉秀，修書一本轉回家。”說是宋朝皇帝妃子胡玉秀發明了女書，但這是后人創作。江永女書人主要的集體活動場所是花山廟，清嘉慶年進士蔣云寬的《近游雜綴》說當地花山：“唐時譚氏二女入山才要蛻化……每歲五月間士女多賽詞矣。”譚氏二女就成了她們的姊妹神。也許，女書的歷史只能追溯到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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