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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東民國女校散文
為愛化蝶翩翩起舞的梁山伯與祝英臺故事，早已家喻戶曉。故事里，佳人祝英臺渴望讀書學文化而不得不女扮男裝，讓人們記憶猶新。
古時候，讀書是男人們的“專利”。婦女只能待字閨閣，學些針織女紅，所以蕙質(zhì)蘭心的才女分外的少。
桂東的婦女是什么時候走出家門，進入學校讀書的呢？
辛亥革命運動，結(jié)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一批賢人和新型知識分子為“婦女解放”奔走呼號，搖旗吶喊，掀起“戒纏足、興女學”新潮。
民國2年（1913年），時任桂東教育會長的鄧潤棠（桂東流源人，曾任過廣西左州知州）是個頗有見地的知識分子。他在桂東女子教育尚無胚胎的情況下，大膽提出創(chuàng)辦女子學校，并草擬《桂東縣立女子學校簡章》，向時任桂東縣長的譚嗣穆（譚嗣同弟弟）呈報此事。譚縣長是個思想前衛(wèi)，重視教育的清官。兩人不謀而合，決定創(chuàng)辦女校。開桂東婦女讀書學文化之先河。
他們在縣城文昌閣（今三臺山，遺址不存）選址。整修舊有的樓房，備好黑板、講臺、課桌、凳子、寢室和食堂，安排教師任課，學校的開支從緊張的財政中擠出來。女校是當時唯一由財政核批了經(jīng)費的學校。
他們張貼招生告示，組建宣傳隊，走街串巷廣泛宣傳，可令人失望的是招不到學生。而想讀書的女孩卻在校外張望，徘徊不前。
譚嗣穆、鄧潤棠等人心生一計，決定身先士卒。譚嗣穆送兒媳李翠滿，鄧潤棠送女兒鄧貞姮和鄧貞婷，學校的老師也紛紛送自己的女兒就學。大家看到這些“名門望族”敢于沖破世俗觀念，不怕人說三道四。于是，心疼兒女的家長也陸續(xù)把女孩送進女校。
女校辦起來了，學校既教女生學文化，學做操，學唱歌跳舞，紀念日和節(jié)日還組織學生表演節(jié)目。然而，社會遺老和頑固守舊派看不慣，心理不平衡，大肆攻擊：說女孩拋頭露面，顯山露水是不規(guī)矩、不體面；做操唱歌跳舞寡廉鮮恥，甚至對女孩把圓形發(fā)結(jié)梳成蝴蝶發(fā)結(jié)說成是招蜂引蝶，叫嚷“女子無才便是德”，并阻止閨女、兒媳上學。
眼看女校又將遭遇“滑鐵盧”，譚嗣穆、鄧潤棠等人又廣泛宣傳，把勸告書送到戶戶人家。學校除了原來免收住宿費、課本費等優(yōu)惠待遇，又增加中餐由學校供應菜食待遇，8個人一桌，每桌二葷一湯三素。學校還發(fā)給學生水籮一擔，解決學生制圖儀器和地圖等學生用具，每年每位學生還可領取白衣青裙學生裝一套。學生又回來了，并有所增加，已經(jīng)超過100人。
學校把女生分成女子高小、簡易女子師范和女子初小三個班。初小，高小課程分別有修身、國文、算術、歷史、地理、美術、生理、外語、體操9門。老師寓教于樂，教學生折衣服、折紙船、提燈、武術。
師范班招收高小同等學歷者入學，課程為修身、國文、算術、歷史、地理、教育、格致、圖畫、家事、裁縫、手藝、音樂、體操13科。師范班的裁縫、手藝主要是職業(yè)教育，每周二三個小時學紡紗、織布、編織、縫紉。織成的產(chǎn)品有平板白布、黑白麻布、紅綠條花布、蘭白格子布、毛巾和婦女兒童用的花帽、花衣領、小孩鞋襪、迂涎。產(chǎn)品質(zhì)量上乘、工藝獨特、色彩鮮艷，深受群眾歡迎。產(chǎn)品銷售后，收入補充女校開支，學校越辦越好。
女校的教育秉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修身課由老師編撰。主要宣傳男女平等，禁止纏足，破除迷信，啟發(fā)婦女自立謀求解放。體育課則由譚嗣穆親自擔任，備有爬桿，啞鈴、花環(huán)等體育器材用具。學校還曾組織女生參加全縣有男生參加的體育運動會。
為了進一步辦好女校，學校大開方便之門，只要樂意來，一律全收。攜兒帶女的婦女，可以帶保姆住校。當然，學校也有規(guī)章制度，早晚會點名，就寢后落鎖，平日不準出街，禮拜天出街必須請假并要集體行動。除教師外，男子一律不準入校內(nèi)。為消除社會與學校的隔閡，學校還召開學生家長座談會。
桂東女校在政府倡導，官吏督促，紳士熱心支持的情況下，紅紅火火，欣欣向榮。廣大婦女走出閨閣，走向社會的公共領域。民國29年（1940），女校并入縣立初級中學，實行男女一校，桂東女校便成為了歷史。然而，桂東女校在女權解放、實現(xiàn)男女平等、提高婦女文化素質(zhì)及男女并校打下了深厚基礎，在桂東歷史上寫下了絢麗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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