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保軍
太凡人出了名總會招來一些非議，正所謂"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在這一點上，連當年離群索居到康考德湖邊林中住過一段時間的梭羅(1817-1862)也未能幸免。前階段，看到《西方文明的另類歷史》的片段文字"梭羅的隱居歲月假行僧"（《中華讀書報2002年8月21日》），才發現原來這樣一位思想先驅竟也如此輕浮地被否定了。
我一直以為梭羅的進步意義至少存在于兩個方面，一是他關于生活意義的思考與闡示，另為一種新文體的建立。十九世紀，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高速發展，人們開始越來越多地感受到物質文明給人們帶來的"先進"，為機械化生產帶來的高速發展而傾倒，對物質的追求日益顯露。商品化時代可以最大程度上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任何精神信念在這強大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大潮中都變得蒼白無力不堪一擊。面對這種現象，許多學者、思想家和其他一些仁人志士都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疑慮：難道資本主義商品化社會就是我們人類的理想家園嗎？難道現實中的金錢社會就是我們的精神歸宿嗎？帶著這種種疑慮，梭羅-這位先驗主義思想家獨自一人信進了離康城不遠的湖畔林中。在那里，他雖然只住了兩年零兩個月又兩天的時間，但其意義卻相當深遠。在那兩年多的時間里，梭羅自食其力，完全靠自己的雙手建屋取食過上一種原始簡樸的生活。他要通過自己的實踐向世人證明，人們完全不應該將時間傾注于無休止的物質追求方面，而應當將少量的時間用于謀生而將更多的時間用于精神探索。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陶淵明）梭羅正是帶著對現實生活的懷疑才來到林中投入這種實驗生活的，他并非存心抵制現代文明。他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實驗告訴人們不要為繁雜紛亂光怪陸離的資本主義商品社會所迷惑，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意義。具有嘲諷意義的是他的這種擔心似乎早已成為現實，人們不可能停下自己快速的腳步，靜下心來讀一讀他的著作《瓦爾登湖》，想一想他到底要告訴我們些什么。
這篇否定梭羅的文章將他描寫成一介十足的小丑，一位假行僧，一個貪戀家庭生活而沒有思想甚至不顧廉恥的小人。這似乎不像是對梭羅的一種誤解而更像是對偉人的中傷，比如文中提及他曾經常回到村中姐姐的家中美餐，有時候連盛食品的壇子都舔得干干凈凈。還講他每天總是第一個聽到鈴聲就沖到前面去艾默家去打免費的晚餐。其實當年梭羅也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一個年僅30多歲的年青人。與其他大多數人相比，只不過他更善于思考，不甘心將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花費于生計。他贊同"先驗論"的主張，提倡人們將更多的時間從事自己所喜歡的事業。他用自己在瓦爾登湖的實踐向世人證明了這樣一個現實，即人們的確將生命的意義搞顛倒了。
梭羅對人類文明的第二個貢獻是他對文學的發展做出了相當突出的成績。在早期的美國文學作品中，他的《瓦爾登湖》一直被后人奉為美國現代文學的經典之作。與其同時代的天才作家霍桑、麥爾維爾和恩師愛默生相比，他的散文似乎更具備20世紀的風尚。
梭羅的文字明白曉暢、簡練準確，完全沒有維多利亞時代的渙散、抽象、隱晦和傷感的情調。在這一點上，我們不難看出后來的海明威、亨利米勒都繼承了他的風格。在行文中梭羅注重使用地方語言，特別是雙關語等，使自己的作品產生出一種"諷剌幽默"的意味，使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諸如斯威夫特、伏爾泰、馬克吐溫和肖伯納等人的風格。比如，在"抵制國民政府"一文中他寫道，"我實難接受如此信條，即愈小之政府乃愈佳之政府。廣推其意，豈非取締政府為上善之策。"梭羅代表的是一種精神，而并非僅僅是一種生活態度。這種精神，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對我們更具有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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