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敏
《離騷》是屈原一生求索的寫照。《藝概 賦概》說“屈子之辭沉痛常在轉處”，這個“轉”字，深得《離騷》辭情的妙處，是我們把握《離騷》感情脈絡的關鍵。“藝術的要務在于它的倫理的心靈的表現(xiàn)，以及通過這種表現(xiàn)過程而揭露出來的心情和性格的巨大波動。”（黑格爾語）屈原的偉大人格形成，同楚國的政治斗爭相聯(lián)系，是一個曲折發(fā)展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恰好就是《離騷》辭情變化多姿的客觀依據(jù)，中有“轉”處，也就合情合理了。
《離騷》開篇畫出的是詩人躊躇滿志、熱心改革的的完美自恃的形象。他依仗“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的優(yōu)越條件，積極輔佐君主：“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此度”；給君主提出具體的經(jīng)驗和為君的楷模：“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而且自己積極培養(yǎng)改革人才，以佐君王：“余既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翼枝葉之峻茂兮，愿俟乎吾收刈”，可謂耿耿忠心矣。可是，君主昏庸，“靈修浩蕩”，“悔遁有他”；“黨人偷樂”，“路幽昧險隘”；“眾芳蕪穢”、“競進貪婪”，現(xiàn)實給他的政治熱情潑了一頭冷水，他動搖、他彷徨，“延佇乎吾將反”一句，辭情首次急轉，“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幾句怨詞，極言其沉痛。正如司馬遷所說：“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屈原畢竟是“內美”“修能”的完備者，幾句怨詞，與其說是沉痛，不如說言憤激，而反襯出其好修之心不可懲，斗爭性格初露端倪。“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他迅速撥正了路線，開始了上下求索的“天國尋”，辭情上升，氣魄宏偉。可是，求見天帝，帝閽卻“倚閭闔而望予”；求密妃，密佯狂潔身；求簡狄，然無良媒；求二姚，然媒不力。漫漫征途上，“懷朕情而不發(fā)”，“求同賢而不得”，“美政”難以實施，“余焉能忍與此終古”？又是一句沉痛之辭。“天國尋”一節(jié)是詩歌情感的第二個高峰，也是詩人斗爭性格的發(fā)展。
詩人再度失意后，在巫咸、靈氛提出的去留兩計中，他選擇了前者，故有“吾將遠逝以自疏”，辭情再跌，與第一跌“延佇乎吾將反”相比，過之千丈：失意愈重，辭情愈痛，理所當然。這里的遠逝，并非遁世之舉，仍是求索之繼續(xù)。因為其思想基礎是“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所以，“去國行”也是詩人斗爭性格的又一發(fā)展，沉痛中不乏昂揚的戰(zhàn)斗情緒。
“去國行”一節(jié)，鋪張揚麗，寫出遠逝的準備、路線、儀仗，渲染出又一個悲壯的氛圍，蘊籍著愛國志士與世俗弊政的極端不容，以及愛國與去國的糾葛難言，這正是詩歌情感發(fā)展的動力，它預示著，一個愛國者最終不能去國，引出了“仆乎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的去國不成的結局，與其去國氛圍描寫對比，突出了詩人忠君愛國的情懷，更加激化了矛盾：從俗不能，去國不忍，去留兩難，辭情倍加沉痛。這不僅是屈原個人同社會的矛盾，而是當時社會先進與落后兩種勢力的斗爭，它構成了全詩情感發(fā)展的最高峰。象交響樂奏出的悲壯曲調的高潮音，聲震寰宇，氣震山河，又揪人肝腸，一個崇高的愛國志士形象躍然紙上。這一節(jié)，就行文而言，似屬跌伏，就辭情而言，應屬宕揚。這種對抗性的矛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只能以毀滅一方為解決方法。于是，“既莫足與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詩人以死潔身，全詩結局。辭情再跌，將哀哀的沉痛流于后世，啟迪來者。
縱觀全詩，“愿俟時乎吾將收刈”、“延佇乎吾將反”、“吾將上下而求索”、“吾將遠逝以自疏”、“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五句，辭情相承，起伏跌宕，集中表現(xiàn)了詩人的斗爭性格。痛中見剛，是《離騷》詩情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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