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當(dāng)一個現(xiàn)代化國際大都市在胡同的廢墟上拔地而起的時候，人們在擔(dān)心：胡同是否會消逝？大概正因為如此，有人又揀起了一個似乎陳舊的話題：胡同是怎么成為街巷的名字的？這個詞是怎么造出來的？因為提出了新觀點，所以今天再把舊話重說說。
一、“胡同”最初不是漢語
胡同一詞最初見諸元雜曲。關(guān)漢卿《單刀會》中，有“殺出一條血胡同來”之語。元雜劇《沙門島張生煮海》中，張羽問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說：“我家住磚塔兒胡同。”磚塔胡同在西四南大街，地名至今未變。元人熊夢祥所著《析津志》中說得明白：“胡通二字本方言。”何處方言呢，元大都的。明人沈榜在《宛署雜記》中進(jìn)一步說：胡同本元人語。既是元人語，那就不能是漢語。元代將人劃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所謂漢人，指北方的漢人、女真人、契丹人、高麗人。這四種人并非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語言。那么“元人語”也肯定不是“南人語”，至于色目人，包括的民族更多。故此“元人語”只能是蒙古語。
二、胡同與井關(guān)系密切
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胡同是從“忽洞格”---井轉(zhuǎn)變過來的。筆者贊同這個觀點。因為從大都的實際看，胡同與井的關(guān)系更密切一些。
先從胡同的形成看。元大都是從一片荒野上建設(shè)起來的。它的中軸線是傍水而劃的，大都的皇宮也是傍“海”而建的。那么其它的街、坊和居住小區(qū)，在設(shè)計和規(guī)劃的時候，不能不考慮到井的位置。或者先挖井后造屋，或者預(yù)先留出井的位置再規(guī)劃院落的布局。無論哪種情況，都是“因井而成巷”。直到明清，每條胡同都有井，這是毋庸置疑的。
再從胡同的名字上看。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不外乎這么幾個：以寺廟命名的，以衙署、官府機(jī)構(gòu)命名的，以工地工場命名的，以府第、人名命名的，以市場命名的等等。但是，為數(shù)最多的，是以井命名的，光“井兒胡同”就曾經(jīng)有過十個；加上大井、小井、東西南北前后井、干井、濕井、甜水井、苦水井……不下四五十個。這說明，胡同與井是密切相關(guān)的。
三、奇怪的名字原于音譯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為用漢語無法解釋。但是，如果把這些胡同的名字成蒙古語，就好解釋了。試舉幾例：屎殼郎胡同，這名字多難聽、多丑陋！當(dāng)初此地的居民為什么要起這么個名字？其實這個名字譯成蒙古語是“甜水井”！朝內(nèi)有個“墨河胡同”，蒙古語的意思是“有味兒的井”，大概是被污染過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qū)懽龉矿夂嗨痪諆汉蚓謨汉p井；碾兒胡同或輦兒胡同，細(xì)井；巴兒胡同，小井；馬良胡同或螞螂胡同，專供牲畜飲水的井……
北京還有不少“ 帽胡同”。“帽胡同”蒙古語是壞井、破井的意思，前面加上一姓氏，表明這個壞井是屬于某家私有的。這不是牽強(qiáng)附會，白帽胡同旁邊，曾有個“白回回胡同”，說明這里曾是白姓穆斯林的住宅。而“豬毛胡同”附近曾有個“朱家胡同”，說明這里確實住過朱姓人家。楊茅胡同附近就是楊梅竹斜街。
年代久遠(yuǎn)，有些發(fā)音被念走了樣，這也不足為怪：漢語地名念走了樣的難道就少么？不過有些蒙古語的地名難以考證了是真的。
胡同是井的音譯，這一點應(yīng)該沒有什么疑問了。但有幾點還必須強(qiáng)調(diào)一下，胡同和井，在元大都時代都有了“市”的意思，沙絡(luò)市也可以叫沙絡(luò)胡同，是珊瑚市的意思。在古代漢語里本來就有“市井”一詞，“因井而成市”嘛。同在元大都時代，胡同和井也有了“大街”的意思，《析津志》鐘樓：“樓有八隅四井之號，蓋東西南北街道最為寬廣”。意思很清楚，“井”等于大街。
舊北京的井窩子。在沒有自來水的時代，北京居民的飲水主要靠井。一般居民沒有私家專用水井的，就得到公用水井去汲水。圖中的獨輪車是專為人家送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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