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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托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2鼻逋醴蛑駁王逸說
(引王逸序全文，略。)今按逸所言“托以風諫”者，不謂必無此情。而云“章句雜錯”，則盡古今工拙之辭，未有方言此而忽及彼，乖錯瞀亂，可以成章者。熟繹篇中之旨，但以頌其所祠之神，而婉娩纏綿，盡巫與主人之敬慕；舉無叛棄本旨，闌及己冤。但其情貞者其言惻，其志菀者其音悲，則不期白其懷來，而依慕君父，怨悱合離之意致，自溢出而莫圉。故為就文即事，順理詮定，不取形似舛(ｃｈｕǎｎ，相背)盭(ｌì，戾)之說，亦令讀者泳泆以遇于意言之表，得其低回沉郁之心焉。按逸言“沅湘之交”，恐亦非是。《九歌》應亦懷王時作，原時不用，退居漢北，故《湘君》有“北征”“道洞庭”之句；迨后頃襄信讒，徙原于沅湘，則原憂益迫，且將自沉，亦無閑心及此矣。
(節自《楚辭通釋》)
3蓖躚分析《九歌》
《九歌》本來是古代流傳下來的一種歌曲的名稱，屈原借用舊題，又吸取了民間樂歌的精華，一共寫了11篇詩，總題為《九歌》。因為這是根據民間祭祀樂曲加工寫成的，富有神話的色彩和優美的想像，因此內容與《離騷》等篇的抒寫悲憤憂思的篇章不同，風格清新典麗，寫得異常生動和精練。11篇中首尾兩篇《東皇太一》《禮魂》是祭祀時的迎神曲和送神曲，內容是鋪敘祭禮的儀式和過程的，寫得莊嚴肅穆。其余九篇中各有專祀，“湘君”“湘夫人”“河伯”都是水神，“山鬼”是山神，“大司命”“少司命”是星神，“東君”是日神，“云中君”是云神。除《國殤》一篇外，這些祭祀自然神的篇章大致都用抒情的筆調或對話的形式，來寫一種愛戀、思慕以及悲歡離合的情緒。這些神都是被作者人格化了的，其中常常寫到人神之間的戀情，這大概是受到民間情歌的影響。《國殤》一篇是祭祀戰死的無名英雄；內容敘述戰爭的壯烈和歌頌死者的英勇，寫得非常悲壯慷慨。《九歌》的文字風格很優美，可以說是一種清新美麗的抒情詩。像“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這類名句，向來是為人所傳誦愛好的。《九歌》的內容、風格雖然和屈原的其他作品有所不同，但在遣辭用意上仍有一脈相承的地方，例如愛寫美人、香草等等，因此《九歌》也是屈原作品中的重要部分。
(節自《中國詩歌發展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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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熹認為：“此篇文義最為明白，而說者自汨之。今既章解而句釋之矣，又以其托意君臣之間者言之，則言其被服之芳者，自明其志行之潔也；言其容色之美者，自見其才能之高也。子慕予之善窈窕者，言懷王之始珍己也。折芳馨而遺所思者，言持善道而效之君也。處幽篁而不見天，路險艱又晝晦者，言見棄遠而遭障蔽也。欲留靈修而卒不至者，言未有以致君之寤而俗之改也。知公子之思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初未忘我，而卒困于讒也。至于思公子而徒離憂，則窮極愁怨，而終不能忘君臣之義也。以是讀之，則其他之碎義曲說，無足言矣。”(引自《楚辭集注》卷二)這實際上是將王逸說的“見己之冤結，托之以風諫”具體化，用“君臣之義”給此篇作了一個相當完整的解釋。近人譚介甫將朱說加以發展，把屈原使齊的事也附會進來，他說：“……《河伯》《山鬼》為一偶，本來山與河是相對的，那么，鬼與伯也是相對的嗎?《河伯》內容是說齊、楚使臣間的交際和別離，而《山鬼》雖多言楚事，但其間也言使齊事(按：作者認為“乘赤豹”以下四句言使齊事)，還有一處提及齊國和齊王(按：作者指的是“東風飄兮神靈雨”一句)，已可見此兩篇自有相同之點。我本認為《九歌》分題都是因事發揮，只有《東皇》列在最前，表示楚先王的強盛，作為后王衰弱無能的對比，一以表夸張，一以示鑒戒。《山鬼》列在最后，多敘屈原和懷王君臣間的離合……。”(節自《屈賦新編》(上集)，中華書局1978年版)
對以史實附會的解釋方法，王夫之早就表示過反對的意見，他說：“此章(指《山鬼》)纏綿依戀，自然為情至之語，見忠厚篤悱之音焉。然必非以山鬼自擬，巫覡(男巫，讀ｘí)比君，為每況愈下之言也。”(引自《楚辭通釋》卷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近人贊成此說的頗多，而且不限于《山鬼》一篇，就《九歌》的整體來說，大部分是情歌，也有個別祭歌，而不是什么“忠君之賦”。
(選自《名作欣賞》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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